赵璧西神庙惠济河文化探源

古巷老街、民宅大院、瓦房墼墙、井碾汪塘、乡野炊烟……萦绕心间的儿时记忆，如同一幅古色古香的画卷映入眼帘。古老苍桑厚重的乡愁，淳朴憨厚和善的民风，让我们用略显笨拙的笔墨去记录那渐行渐远的乡村记忆，留住一叚赵璧悠悠乡愁，从这里启航，去触摸惠济河畔那些曾经消逝的辉煌和苍凉凄美的传奇故事，去聆听和感受历史的脉动与心跳……

赵璧是一座堪舆文化的艺术宝库，有助于解读人类生存基因和文化遗传密码，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无论规划学、建筑学、环境学、水文学乃至美学社会学上都有很高的科学价值。赵璧呈狭长条带状，条带状集聚的聚落主要沿水系以及交通要道等要素呈带状分布。组团分散式聚落多以沟壑、水系等限制而分组团聚集。赵璧似乎两者兼而有之，惠济河主河道从西而过，西边老翁（公）沟也为惠济河支流，赵璧处两河道夹角处,形成双龙拥珠之势，古时称这种地形为聚财的宝地。村庄为麻（马）沟、老翁（gong）沟分割，通往上党地区的古官道穿经堡寨。相传惠济河道上泛过水，水里有龙出现过，赵璧的先民于是在龙脊上筑起了村寨。据村中碑文及地契记载，赵璧为龙形结构，以“崖龙头”为头，“九龙院”为龙角，古井为龙眼，高僧墓塔为龙齿，胜天洞北截出口为龙舌，胜天洞北截水利工程为龙之气管食道，胜天洞南截工程为龙之大肠，主要寺庙为五脏，茶坊街为龙之胃，永盛堡（大新堡）、凝祥堡（脑头堡）、北堡、南堡分别为四足，龙尾沟为尾。北堡寨其北白云寺为龙珠，曾为一方名胜、香火旺盛。新渠口六眼桥为拴龙环。

古代建庙位置讲究风水格局，更注重整体理念。赵璧村地形整体为龙形结构，则村中主要庙宇对应其中。子夏庙位置最高为“龙心”，主体建筑呈心状，由正殿、东庑、西庑、戏台4部分组成，对应心脏结构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素问·灵兰秘典论》“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儒家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西神庙为“龙肺”，“肺主行水”、“肺为水之上源”与西神庙祈祷风调雨顺相应合。大悲庵为“龙肝”，“肝主疏泄”，肝生怒、怒伤肝，佛的修行和禅定会消除心中的一切怒火。圪塔堡关帝庙为“龙脾”，而脾则为“谏议之官，知周出焉”，谏官这一职能①要正直②要重义③要大度、大公无私。而这些正是关公的优秀品质。大堡尧王庙（已是遗址）为“龙肾”，“肾为先天之本”，大堡历史之悠久可推及新石器时代，先天之本，为村寨之文明肇端。而其上尧王庙据老人说是县城九眼桥（惠济桥）的风水庙，曾有6个用于镇水的铁人。

赵璧整体格局完好，六堡呈南斗六星排列，此布局极其罕见，古堡聚落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原有的尺度，选址格局考究，肌理保存较完整,各堡或沟壑或台地或平川因地制宜，错落有致，分居险要，互为犄角，相互呼应。为研究明清时期军事堡寨选址，建造设计理念，建筑形制提供了重要依据。各堡街内历史街巷肌理基本未变，传统风貌尚存，交通十分便利。南堡“口”字结构，永盛堡“圭”字结构，特别是保存相对完整的“九龙院”，也叫九纶院（纶lún是古代官吏系印用的青丝带）。九处三进院落建筑群，该“官商大院”为千总张三元家族所建。堡门巽位有缺，暗循“有钱难买东南缺”的建筑理念，堡内布局严整，整体依河洛之图九宫飞星布局，古史传说，“洛书”是由“神龟”自洛水中背负而出的。其中九处住宅又单独代表北斗九星，形成由高墙大院围成的城堡式聚落。九龙院“三雕”艺术就是其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赵璧建筑风水布局内涵“天人合一”的思想，“因地制宜”是其精髓，表现在思维方式上，就是“整体关联，动态平衡”的人文思维。

言归正传，今天我们就重点说一下作为“龙肺”的西神庙。该庙属村内大庙，二进院，目前为平遥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过去平遥庞庄、戈山等村也有西神庙，但都毁坏了，目前赵璧西神庙成为县境唯一以祭祀西神为特色的水文化符号。何为西神，要弄清这一点，不得不说一说赵璧与沁县的源渊。据村中老人张殿杰说西神爷来自沁州，其庙宇建制与沁州一样。万历二十三年汾州升为汾州府，曾有十年光景沁州与赵璧所在的平遥县同属汾阳府。平遥话属晋语并州片，境内语言差异较大的是东南乡与西北乡，由于东南乡与附近沁源沁县地缘上接近，语言相似，彼此能害开（听懂的意思），有通往沁县的官道，平遥赵璧甚至地貌乃至信仰习俗与沁县相似。沁县古称铜鞮，与平遥东南乡一带春秋时皆为狄人活动范围。沁州八景之一“龟滩落雁”，古诗云：“铜鞮盛景龟山坪，山尊寺古早闻名。龟蜕青峰蛇化水，大雁落沁荡芦行。”，沁州城西有座山，古人称之为龟山坪，此山不大，但在沁县历史长河中举轻重，此山形似乌龟，头向东，与形如莽蛇的漳源相视，传说当年芦苇飞絮，大雁频落是为沁州古八景第四，《明一统志》“形胜铜鞮案其前龟山镇其后”，[郡志]“山川龟山在沁州城西北五里以形似名”。与平遥龟文化一脉相承，同是晋地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特色。赵璧北堡寨鸟瞰似龟，自古传云“龟前戏水”，赵璧北堡寨龟形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赵璧北堡寨龟形自然景观与平遥古城龟城人文景观相映，未来必将是平遥龟文化的又一名片，金代郭明济《大金重修超山应润庙记》载：“前后正殿，东西两庑，龟亭、拜厅、挟堂、楼门，绘塑一新”。可见金代超山应润庙还建有用于祈雨的龟亭。就连附近西戈山村门前的影壁都题有“祥龟壁”字样。可见龟文化影响之深远。

沁州吴阁老的故事还是当地学前父母对孩子的启蒙教育，不仅如此，甚至信仰都十分神似，村中的西神庙就是从沁县传过来的，大旱之年，都要抬西神爷去沁县伏牛山上祈雨，相传伏牛山就是炎帝降服耕牛的地方。炎帝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始祖,与赵璧大堡那些制陶的先民都是新石器时代，它以农耕和畜牧业的出现为划时代的标志，磨制石器、制陶和纺织是这一时代的基本特征。相传炎帝发明了陶器,改善了人们生活。在陶器发明前，人们加工处理食物，只能用火烧烤，有了陶器，人们对食物可以进行蒸煮加工，还可以贮存物品，酿酒，消毒。陶器的使用，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对人类的饮食卫生和医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赵璧大堡采掘的一块灰陶片，内面蜂巢状，这是新石器时代粮食加工的用具，人们不再吃整粒的粮食，用此研磨罐可碾粮食或进行精细加工。沁县所在的上党地区是炎帝部落活动范围，而赵璧所在的平遥是帝尧的封地，尧称陶唐，故平遥又有陶邑之称。两者均具有祖根文化的某些特征。传说在尧帝的时代，“天下太和，百姓无事”，老百姓过着安定舒适的日子。《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尧鼓励开凿水井，发展灌溉农业，推动了农业进步。古赵璧先民很早就掌握了凿井技朮，水井的发明使人类活动范围扩大。赵璧先民在海拔米的大堡之颠筑起了尧王庙，以祀这位仁德如天的君王。赵璧大堡迄今仍存古井遗迹并保留最原始的版筑墙垣。可以这么说赵璧是祖根文化的开枝散叶。在通往沁县的路上，有个张家庄，据说是赵璧的移民。此地应该是祈雨路上的歇脚点。

伏牛山上的神，首推西神爷，他是两千多年来沁州人的精神支柱。伏牛山西神爷，是春秋晋国文武兼备的大将军先轸，他夺五鹿，战崤山，定城濮，战绩辉煌。但因襄公不恤将士艰辛，私放秦俘，怒唾其面，自感有失君臣之礼，故在与狄人交锋中自毙于狄阵。先轸名节，备受世人崇敬，是早于关羽１０００多年的武圣人，沁州人把他祀为神，伏牛山位于沁县沁源两县之间，也是浊漳河与沁河的分水岭。古代建有龙泉神庙，后改祀春秋战神晋国大夫先轸，称先轸神庙，自此神座之下，云生而雨沛，泽披苍生。龙泉池，池水正好在大殿的神座底下，传说因有潜龙在此，无论怎么干旱，泉水不竭，所以每逢久旱无雨，上山求雨取水的村社很多，不仅沁州三县和平遥县，有些屯留、长子、襄垣的村社也到此求雨取水。

赵璧作为平遥五堡二寨之战略要地，崇尚春秋时战神先轸是应有之义，赵璧重修西神庙《雷雨经纶》碑文中就有“我邨旧有神庙，其所以瞻仰遗像而缅怀城濮崤陵之往绩者”。春秋时以弱胜强的三大战役，先轸就指挥了两场，在三晋军事史上是浓重一墨。城濮之战一改自古以来固定的战争模式，创造了战场机动用兵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先例，成就了晋文公中原霸主地位。崤之战是历史记载中第一场伏击战。先轸著有兵书五篇，是中国兵不厌诈的兵法祖师爷，日后著名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都有继承先轸的思想。

有如此成就竟然未能入武庙，因为先轸只是杰出的军事家，但不是政治家，虽有从龙十九年的经历，仅“不顾而唾”这一个污点便不符合封建帝王的忠君思想，不入武庙受享也在情理之中。但民间百姓是不会忘记先轸的功勋。历代设庙专祀，赵璧靠近惠济河的一块地叫“西轸”，就是赵璧先民专门为纪念西神爷先轸而命名的。赵璧先贤庙，文有子夏，武有先轸，为晋地特有的群祀文化。儒家的“以德治国”和兵家的“战略思想”仍然是国家立国之本，具有现实意义。

国学大师楼宇烈先生说，中国人的品格主要体现在“儒、释、道、医、艺”五个方面。中国人“精神品格”由三大中国元素“儒释道”支撑，“生活品格”则由“医”和“艺”两大中国元素支撑。“医”代表饮食文化和生命体格；“艺”代表生活手段和工作情趣。“儒释道”形而上、高风格；“医和艺”形而下、接地气。“儒释道”是中国人的思想智慧和道德修养，“医和艺”是中国人的体格面貌和生活状态。二者缺一不可，合起来形成了中国人立体完整的“东方品格”。一个国家的品格在，国魂就在，文明就在。而西神庙附近的茶坊街就是微缩版的小社会，三教九流融于其中，子夏庙的“儒”，大悲庵的“释”，西神庙的“道”。而士工农商皆有艺，士有为官之道，手工业者有传承技艺，农民有四时耕作技术，商人有经商之道。茶坊街在清代商铺林立，茶坊街是过去的晋商一条街，店铺林立，单茶坊街就有古井八眼，人事繁华于此可见，著名的有天益成，长盛号，复盛面铺，天顺烧房（酒坊）等，有的做到外面，南京，包头，宁夏，内蒙，山西積口晋南一带都有赵璧家的足迹，天顺酒坊在平遥市楼道光碑记中捐款名录中就有，特别是较为出名的德盛楼，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是当时著名的官商驿站，曾经显赫一时。赵璧小小山村，先后有广益当，恒泰当，长益当，万和当等好几家当铺。过去茶坊街也是医馆集中地。赵璧先民将歧黄之术理念融入寺庙建筑中，足见当地医学之普及发达。当地有传承千年的“药食同源”文化，百姓懂得药食同源，春吃茵陈、夏食沙蓬、秋嚼苦苣、冬服萝卜。槐花“刮来”、茴香苗菜饭、蒲公英茶等饮食桌上的风味小点，民间用蕤核（当地俗称“药姑儿蛋”）去皮治眼疾，煮马齿苋治痢疾等。有时也挖远志、地骨皮等置换家用。臭椿，当地称之为“除故”，命名很形象，除故纳新，当地有数伏用椿荚泡水沐浴的习俗，老人说洗后不害眼病，具有燥湿清热之功效。当地牧羊人在羊不倒嚼（消化不良）时，羊嘴里绑根“除故”枝让羊嚼。《本草通玄》：“椿皮，专以固摄为用，故泻痢肠风，遗浊崩带者，并主之。然必病久而滑，始为相宜，若新病蚤服，强勉固涩，必变他症而成痼疾矣。凡用刮去粗皮，生用则能通利，酸醋炙即能固涩”，当地人懂得“药食同源”及牧羊人会医羊，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多懂医学，而是一种代代口传的传承，口传是人类发展过程中最早也是最多的文化传承方式。良好的重医氛围，村中历代不泛踊现地方歧黄名家，祖籍赵璧的民国大医张襄甫，医界享有盛誉，年被平遥县政府授予三大名老中医，其孙张人杰亦为平遥十大名老中医。

赵璧西神庙始建年代不详，但就位置而言，庙宇几乎都位于村落的边缘，且距离村子有一定距离。清康熙五十一年平遥县东泉镇西赵村《观音堂碑记》中“尝谓设都立邑，必先择地建庙，以为一方保障。至于村庄乡落开辟创建莫不皆然”。赵璧村《重修西神庙碑记》：“神庇人如昨，而人不能庇神”。可见庙建村落边缘，是庙庇人，不是人庇庙，神庙是作为一方保护神，自然是挺身而出，用神的威严镇慑进犯之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目的。据此西神庙应该早于清代，明代仅有大堡、北堡、圪塔堡、南堡，西神庙此时位于村落西边，布局在道路一侧或道路上，有利于显示村落威严的重要场所，亦起到警戒与保护村落的意图。清代北截永盛堡兴盛堡凝祥堡三堡后建，西神庙才逐渐成为村落中心。现存建筑大多为清代遗构，西神庙外耸立一棵百年老槐树。夏日绿荫遮阳，为村之一方胜境。西神庙有东西两个大门，分别为钟楼鼓楼位置，大门东面匾书：“西神庙，道光二十九年五月穀旦”。西边匾字迹不清。西神庙曾为多年学校场所，寺庙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由于是公共资源，所以承担着村落教育活动场所功能。赵璧的白云寺、大悲庵、西神庙先后都曾为学校场所，黑板犹在，小平同志“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大幅标语仍在，对于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仍然是教育的指导方针，寺庙场所为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进院门，正面为卷棚，卷棚顶出现较晚，明清时开始普遍使用。卷棚顶即卷棚式屋顶，又称元宝顶，是古代中国建筑的一种屋顶样式。为双坡屋顶，两坡相交处不作大脊，由瓦垄直接卷过屋面成弧形的曲面，卷棚顶整体外貌与硬山、悬山一样，唯一的区别是没有明显的正脊，屋面前坡与脊部呈弧形滚向后坡，颇具一种曲线所独有的阴柔之美。西神庙卷棚是较早的庙殿，现充当献殿位置，但老人仍习惯称为“正殿“。卷棚为六抹隔扇门，通常用于宫殿、坛庙一类大体量建筑的隔扇，多采用六抹、五抹两种，这不仅是显示建筑的威严豪华，更是坚固的需要。此规格充分证明西神庙与源祠源神庙一样都是“致祭”的庙宇。隔扇门两旁为井字嵌菱角格芯木窗，是将建筑与井宿对应的，井宿为二十八星宿主水的星宿，是吉祥与防火的象征。透过窗棂，神灵望着众生，窗外人在顶礼膜拜，达到人神共鸣。隔扇与窗棂其上绘有祈雨题材的精美绘画。卷棚顶四角各有一鸱尾，鸱尾具有降雨避火的寓意，宋《营造法式》载“作其像（鸱尾）于屋，以厌火祥”。西神庙处处显现水的元素。咸丰六年扩建为二进院，将神的空间与人居住空间相脱离，将庙宇相对独立设置，单独营造，使之在环境中凸显出来，《重修西神庙碑记》载“先是庙殿在中，不甚宽绰，爰移正殿于北，宽幽邃以妥众神之灵”。南面为戏台，东西原为观戏廊，后改建为教室。

虽然是县重点保护单位，文物状况堪忧，东面一间教室年夏就塌了，至今却无人问津。东面塌了的教室那边有个小门，可由此可通往省级文保单位子夏庙。

明清之后，戏楼是神庙的标配，正所谓“无戏楼则庙貌不称，无戏楼则观瞻不雅”。戏楼也叫戏台。西神庙戏台在山门位置上，对于山门而言，因借助戏台而增加了气势，对于戏台因借助山门而扩大了演出空间。在视觉的角度分析，可以避免观众看戏时视线的遮挡，总而言之，这种布局形式节省了寺庙的场地空间，扩展了戏场的空间，也使得戏台与正殿的距离进一步扩大。西神庙戏台为砖拱窑加前廊式，成熟拱券技朮的锢窑形式，其最大特点经济、坚固、实用。筑于高1.5米的砖砌台基上，前部出木结构廊檐，硬山顶结构，明间窑洞前部设木隔断将舞台划分为“前台”和“后台”。前台顶部设天花板，廊檐两山墙绘壁画，左为“太白醉酒”，右为“少昊拜凤”。故事出自《警世通言·李谪仙醉草吓蛮书》。唐开元中，勃海国送来蛮书一部，番使扬言如能认识并写得回文，甘心臣服，年年朝贡，否则威胁要将唐室疆土划入该国版图。唐玄宗对此一筹莫展，国舅杨国忠、太监高力士面面相觑，杨贵妃奏请让李太白试解。醉中上殿的大学士李太白故意要杨、高为其磨墨脱靴，以羞辱这批无用权臣，然后奉旨诵读蛮书并用番语写下回文。番使惊悉大唐人才不凡，叩头谢罪而去。壁画中李白的狂傲不羁、杨国忠的困窘丑态、高力士的满脸惊愕、内宫侍者手捧温酒器毕恭毕敬地侍立一旁，人物刻画惟妙惟肖。“少昊拜凤”：少昊是五帝之一，也是华夏共祖之一。在被誉为西方的白帝，传说他的部族以玄鸟（燕子）为图腾，娶妻凤鸿氏之后改以凤凰为图腾。在他的部落里诞生了原始的凤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图腾之一。少昊在位期间，因修太昊之法，所以被称为少昊。设立工正和农正的官职，管理工业和农业。他还“正度量”，设立度量标准，观测天象，制定历法，发明乐器，创乐曲。前台明间为表演区，两次间称“辅台”，设伴奏席位。上下场门的“出将”、“入相”，左文场，右武场。中间门楣书：“镜中花”，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戏台后台彻成窑洞形，利用拱洞的回声原理。后墙两圆形小窗，形成空洞效果，以增加回音，增强声音共鸣，类似于原始版扩音器和音响。戏台布满清民国解放后各种戏班信息，民间有："祁太镏子，蒲州丸子"的谚语。戏班不属商业性质，盈亏全由班主自负。只是每到一处，将木制的、标有某某县某某财主所承戏班名称的虎牌立在前台，以示夸耀，还要在后台粉壁墙上题笔留名。这些舞台题笔内容广泛，成为今天研究晋剧发展史的金石之证。还有福盛园班的藏头诗："福如东海水长流，盛似松梅杨之洁，园林原卧山头上，班主叶公贯九天"。汾阳戏班兴起于清代中叶，兴盛于民国初年，在晋剧发展史上颇有影响。民国九年（年）城内八室庵街叶应元创办娃娃戏班，又称“福盛园”，该戏班行当齐全，艺术力量强，先后出名的客籍艺人有王林山、高文翰、史立世等，本籍艺人有张万顺、路大富、王云山、任恩等。民国26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福盛园戏班停演。承戏人“十二红”杜福盛，他文武兼备，昆乱不挡，靠架戏、袍带戏都演得很出色，他唱时真假音巧妙结合，别具韵味。戏台与戏曲表演不仅仅酬神娱神，还是乡民娱乐的方式，更是维系民众心理、增强凝聚力的文化特征。民间的庙宇不仅用于宗教信仰，也是一地乡民精神凝聚和社交活动的文化纽带。

卷棚左右各一小门，分别书“风调”“雨顺”，沿台阶而上由此可进入二院，映入眼帘的是正殿，五楹窑洞加前廊，门楣正中匾书：“甘霖普濟”，柱上为我县著名书法家张天诚也是赵璧人所书楹联：“身居巽位扶赤子，職司玄宫護蒼生”。窗户是建筑的眼睛，正殿窗棂以菱格锦窗棂格为主体，以“菱角”这种自然的馈赠作为窗棂图案，表达人们对神的感恩和吉祥年景的期盼。将网格纹融入建筑上表示神祗富有却又很正直。“步步锦”窗棂格内涵人事事有成、步步高升之义。龟纹相联窗棂格芯内涵健康长寿、无灾平安，能得到镇守北方的玄武神的保护。一窗一景致、一窗一姿容、一窗一风韵、一窗一境界、一窗一世界。让身处现代的我们，还能享受到穿越百年而来的经典与极致。庙前立有咸丰六年《雷雨经伦》碑，[雷雨經綸]“重脩西神廟碑記：正直聰明之謂神，能禦大災則祀之，其有功德於人，而足爲人之法者，宜食其報，明矣！神之爲靈也，惟義是視，正直極矣!料事如神，聰明至矣!顧先貼後禦災勤矣!我邨舊有神廟，其所以瞻仰遺像而緬懷城濮崤陵之往績者，人情有同然矣！山邨地狭人稠，惟水是賴，以故五龍河神並祀於中。邨人之事總請神也，凡有求必禱焉，禱必應焉。道光辛卯戊申間，秋夏苦旱，初祈之而時行大雨，繼祈之而輒降甘霖。神庇人如昨，而人不能庇神，於心有大不安者乃集於廟而議之。若者捐貲、若者庀材、若者鳩工。先是廟殿在中，不甚寬綽，爰移正殿於北，寥廓幽邃，以妥衆神之靈。爰脩甎窰於東三洞两角，以爲賽神社人之居。爰脩樂樓於南，刻角鏤楹以作享神獻采之所。爰脩大門，爰築圍墙，蔽風遮雨，以爲捍塵拒雜之防。尚缺西位未脩，經營數年而人力已竭，不能遽完，斯不得不有望於後，因不得不有記於前。勅授修職郎前任大同縣儒学教諭附貢張麟德薰沐篆额。夲村儒学庠生趙洸薰沐撰文。夲村張麟祥薰書丹。縂經理附貢生鄉飲大賓張九皋。經理糾首“貢生”張敦倫、“從九”張竒名、“從九”趙德甲、王國壐、“貢生”張定倫、“從九”張九霄、“守禦所”張安倫、“鄉耆”趙德科、“里問”張五倫、“從九”張九錫、“太学生”張振儀、“鄉耆”趙豐年、王志才、“鄉耆”張麟玉、“生员”張二铭、“鄉耆”張友增、王志賢、“太学生”張麟矩、“監生”張振威、趙以忠、張世惠、“國学生”張麟瑞、“鄉耆”王開周、“經厯”張麟伍、“經厯”張麟彩敬立。峕大清咸豐六年嵗次丙辰六月上浣穀旦”。

值得一提的是碑文中里问张五伦，咸丰六年捐银修平遥城墙，布政司经历张五伦捐银七百两，同期蔚泰厚票号总经理毛鸿翙捐银五百两。。同年重修西神庙落成典礼是县太爷万逢时亲自主持的，祭羊一只。万逢时主政平遥，很有作为，进行大规模修缮城墙，平遥城六道瓮城门匾，万逢时亲题的门匾就有四块，分别是上东门“太和”、下东门“亲翰”、北门“拱极”、下西门“凤仪”。有资料说平遥城门匾都是由刘叙题写的，这与史实和现实均不符合。知县刘叙仅题写南门“迎薰”一匾。另一块上东门“永定”匾是嘉庆三年知县姚钟英题的。据冀唐封：《平遥县修城开濠记》：“是役也，经始于咸丰元年春，告竣于六年冬。官经四任，序易六年。工料之费十二万緍有奇。”，而知县刘叙咸丰元年七月就卒于任上，修城时间仅半年光景，此次修城刘叙虽首倡但城工尚未兴，继任万逢时实主其事。咸丰六年冬，平遥城墙落成之时，万逢时因事去职。百忙之中，知县万逢时咸丰六年六月能来赵璧主持西神庙落成典礼，可见赵璧西神庙祈雨事项之隆重。从碑文可以看出，村中旧有神庙，供奉指挥过城濮之战崤之战的先轸，五龙河神并祀于中。乡村大致情况地狭人稠，惟水是赖。道光辛卯（道光十一年）天旱于庙祈过雨，而门匾为道光二十九年，可见道光二十九年并非庙始建年代，之前就早已有之，只是说明道光二十九年曾做过一次大的修缮。“神庇人如昨，而人不能庇神，於心有大不安者集於庙而议之”，可见庙宇已是公众议事的活动场所。先轸庙多出现于宋金时期，由于宋元时期，北方战事频繁，一些作为保障安民存在的“神”的职能也逐渐放大，不仅可以保护一方安定，同时还可以保护农业生产如先轸李靖等武将，在战乱时本是以保卫一方平安为主，但随着社会逐渐走向安定，金斯时已统一山西全境。他们的职能也随着民众的需求而发生变化，在当地干旱少雨的自然环境下，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当地人们只会按照自己的现实需要去调整他们所崇拜的神的职能，因此这些历史人物也很快被功利化为“雨神”。正殿正中一间是西神爷的贴金大尊塑像，在神台正襟危坐。东一间是小一号的西神爷活动架像，红脸、头戴王冠、身着绿缎蟒袍、佩有金色玉带、脚登战靴、端坐在太师椅上，这是专为外出游雨准备的神像。民间为什么把先轸塑成红脸呢。相传晋国重耳舅父狐偃和护国大将先轸是一对要好的结拜兄弟，当完成救国大业后，玉皇大帝念他俩有功，封他们为神，让其选择吉地成仙。他俩相约至伏牛山时，先轸看好伏牛山先坐化成神，狐偃对此十分不快，说到兄弟怎么不商量而先走，一时动怒，顺手一个耳光打去，所以乡间民众为先轸塑像时是个红脸大汉。狐偃心情不悦地继续向北走，当走到狐偃时，看到此处在众山丛中，独树一帜，也感满意，决定在此坐化，但一想到先轸此举，一生战事，心事郁闷难解，随着一声唉叹，右脚跟向下一蹲，脚底随处突出一峰，此后覆瓶更是高峰耸翠，风光无限。为纪念他俩的功绩，先轸敕封为“护国显济王”，狐偃敕封为“护国德施王”。后人就在北神山[覆瓶山]上建祠立庙为狐偃护国德施王神庙，伏牛山也称西老爷山为先轸立庙专祀。狐偃为北神，先轸为西神。另外洪涝灾害也是一种危害较大的农业灾害，夏季暴雨集中，很容易造成洪涝灾害，对农业生产甚至商业交通造成毁灭性的危险。本村乾隆三十四年修桥碑“余静思本村东通西达大邑之途，路古遗雷鸣山雨水渠有数道，会天大雨，稍时山水溉渠，必阻东西往来行人之正路，陷其骡马之货驮，乘骑者恶其泥泞，挑担者阻於污涴”。雷鸣山应该指今超山，大约古人认为雷声是从山那边传过来而得名吧。东通西达大邑之途，说明古官道经过本村，西神庙附近有历史上以相传百年之久的买饭喝茶、佛道皆具的“茶坊上”也侧面证明了，古官道旁商人往来之频繁。灾害影响农业生产甚至商业往来，因此当地人们便企图通过祭祀水神来减轻灾害的发生，常见有龙王、台骀神、河神、源神等，台骀神即汾河河神之一，台骀是远古时期的英雄人物，少昊金天氏的后裔，由于他治理汾河有功，修筑堤防，治理水患，使人们免受水灾之苦并对沿河农业进行了灌溉，所以也被称为汾水神，赵璧所处的惠济河（古中都河）是平遥古城的母亲河，而惠济河也是汾河的支流，自然河神也就是台骀。另一说河神是汉相陈平，其生日为六月二十四。这也有可能，赵璧始建于西汉，祭祀名相陈平也有一定道理。岁月流逝，河神是谁也不必去细究了。当地百姓六月二十四有祭河神的风俗，蒸面花“河圈圈”，祭祀河神,保佑一年风调雨顺。西神庙之五龙与附近的沁源渊源颇深,据清代雍正《沁源县志》记载：沁源元朝就建起了最大的“五龙庙”。旧志上说：“五龙庙在县南关，元至正年建，明永乐年修，成化年间重修。”在修庙碑中也有记载：“沁之龙王庙建自前明，神之福斯土也久矣！”沁源县祭祀五龙王成为风俗.由于地缘上接近,彼此商业往来频繁,信仰也彼此相似。赵璧古人开放包容、兼容并蓄，接纳吸收周边县区民俗信仰，不断进行文化融合，逐渐形成适应本村发展的地方特色信仰。加之赵璧家好客厚道，从不排外，外来做买卖的商人，也极愿意和村人打交道，正是赵璧家这种开放开明、尚德尚进的心襟，使得西神庙逐渐成为东南塬极有影响力少有的道教大庙，附近村落乡民也纷纷来此烧香祷告，扩大了村落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极强的开放性、包容性、抗压性以及很好的学习成长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而这些品质正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源泉。西神庙东窑为娘娘殿,“送子娘娘”在人们传统意识中是用于求平安求子的,但是却被用来祈雨祭祀，可以看出村里生存条件之不利，旱灾对人们所造成的威胁之大远远超过预期。东窑还陈列着武执事，即古代作战使用的各种兵器，解放后改建学校时不知去向，据说串连的学生，把里面的古件扔得四散，以后村里来了收古董的北京人，当年拣了旧兵器的人家一下子盖起了联排新窑洞。东窑两角陈列着迎神赛会时用的帷与亭，这在咸丰六年《重修西神庙碑记》有载：“爰修砖窑於东三洞两角，以为赛神社人之居”。东窑解放后曾作过大队的粮仓。西窑为财神殿，他不是福禄财神，而是为先轸老爷管总务的神。今之财神殿所供文财神比干武财神赵公明关羽。西神爷祈雨很灵验，但在文革中破坏了。据村中老人讲，村内凝祥堡一“革命干将”甚至将西神爷搬下来的头当夜壶用，结果当晚便下体肿胀，苦不堪言，月余始得全愈，正所谓神灵不可亵渎。庙内今所存神像皆为年重塑，但视之古制面目全非，主神错塑毕月乌，主神不存，庙将焉在？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有同然也！故本文神像描述宜略则简，图文也作选择性吸收。

除了旱灾和水灾以外，还有蝗灾和霜冻灾害也是对农业生产造成重大影响的自然灾害。县城八蜡庙专为治蝗而设，乡村则建虸蚄庙专祀，西神庙的虸蚄爷原为子夏庙所祀，乾隆五十八年《重修先贤子夏庙记》：“陶邑之东南乡赵璧村旧立其祠，尊神居。而城隍、五道、源神、虸蚄诸神皆与享之典至居也”。据《晋乘蒐略》嘉靖八年，山西旱蝗，大饥，杨爵请弭灾变以安黎庶疏略云：“山西等处地方，当禾苗成熟之日，蝗蝻盛生，弥空蔽日，积於地者厚至三四寸，食禾殆尽，居民往往率妇子望禾苗痛哭，收割以为草刍之用。其他蝗蝻稍少之地，禾苗食未尽者，尚望秋成。乃未及成熟，严霜大降，一时尽皆枯槁。民所资以为食者，皆其先时捕晒之蝗蝻与木叶木皮等物，去年经行过此，见民之形色憔悴，死於道路者尚未多有，今春复经此地，饿死尽骸，积於道路。行者往往割死者之肉，即道旁烹食之，又闻有父子相食者，令人目不忍视，食不下咽”。可见蝗灾之害十分可怕，古代因蝗灾饥荒死者比比皆是，甚至出现人吃人现象。明朝崇祯末年，河南和山东发生千年不遇的饥荒和蝗灾，可以吃的东西都已经吃完，唯一剩下的可以吃的就只有人，于是便有了公开的人肉市场，其贩卖的乃是活生生的人，称之曰菜人。只需要花点钱，即可买到一个菜人，带回家像畜牲一样宰杀后合法的食用。灾难面前人性的丑陋被无底限的刷新。春秋时期，齐国贤相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说的很有道理。翻过人类历史上最黑暗一页，也有人们对蝗灾抗争史。古人的除虫意识起源很早，《诗经》中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历代各地所建的八蜡庙（八蜡指八种与农业有关的神祇，其第八神即为虫神）也是明证。《礼记》郑玄注记载：“蜡有八者，先一也，司二也，农三也，邮表缀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虫八也。”里面所称八蜡即为八种神：一为先啬，即神农；二为司啬，即后稷；三为农，即古之田畯；四为邮表畷，邮为田间庐舍，表为田间道路，畷是田土疆界相连缀；五为猫虎；六为坊，即堤防；七为水庸，即水沟；八为昆虫，即蝗螟之属，祭之以免虫害。明代，八蜡信仰属于全国性质的神灵膜拜。在清乾隆十年（年）时，禁止八蜡祭祀，转祭刘猛将军，八蜡信仰受到一定的冲击，但是并没有立即消失，转而以虸蚄爷供奉形式存在，附近遮胡福建寺立有光绪年间的虸蚄爷神位。

水，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都是极为重要而活跃的因素。早在四五千年前新石器时代，古赵璧先民，就在大堡附近穴居，符合古人类“择高而居，沿水而居”的生存理念，“择高”是因为要躲避水患，“沿水“是因为取水方便。在赵璧大堡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水波纹灰陶片，反映了古人类对水崇拜之至，代表了早期人类亲近水源的自然归属感，这种理念已进入日常生活。明末清初甚至因村中缺水，时人根据《荀子-劝学》“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将土字壁加一横改为玉字璧，为山寨之沟崖形制注入新的历史内涵，遂称“赵璧”。周边村落东泉、西泉、源祠，似乎村落皆因水而起、因水而生。附近南胡村也因缺水，清道光举人张居寿加水旁，遂称“南湖”。可见水之贵水之缺关乎村落之兴衰。当地新娘出嫁时当天要准备“不落地水”（旧俗新娘出嫁当日用来抿头发的水，水从井里打出来，抬回家的路上水桶底不能落地，取水置于双耳罐挂墙上，方便用水，取吉于婚后日子蒸蒸日上、幸福美满），即使现在没井是自来水了，双耳罐也难觅了，仍然要用红色塑料小桶取水挂墙备用，风俗沿袭至今。康熙四十五年《重修平遥县志》“水崩沙浅，生理鲜薄，民生其间，终岁勤劳”，平遥境内沟壑纵横，重峦叠嶂，使得人稠地薄，在土地贫瘠，生产力水平受到制约的情形下，既使一年辛勤劳作，生活也相当艰苦和被动。农业收成的好坏全凭“天时”，因此许多农谚表达该地人民对旱灾的恐惧，“不怕涝，单怕旱”，“不怕大水淹，就怕旱得宽”，“不容天灾多大，就怕老天不下（雨）”。一旦发生旱灾，在无法保障生存要求时，只能向天求助进行祈雨，而祈雨对象就是雨神。山西记载较早的祈雨，《史记·赵世家》：“晋大旱，卜之曰‘霍太山为祟’。使赵夙召霍君于齐，复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晋献公时晋国大旱，召霍君祭祀霍太山，祈雨作法，立降大雨。所谓祈雨，又称求雨、祷雨，是人们以象征性的仪式、方法试图影响降雨数量、时间及空间的一种努力，祈雨也是人们为了满足生产和生活需要而进行的一种祈祷活动。中国作为传统的农业社会，农业生产丰收与否直接关乎百姓的存亡和政权的稳固。发生旱灾时，又无有效的方法应对，州县政府会通过祈祷求雨，或去列入国家祀典的城隍坛祈祷，或去名山大川，或是在民众的要求下去民众认为灵验的地方祈祷，官方主导祈雨，实际上最重要的是稳定社会和树立官方权威，达到对地方社会的有效控制。主体为官方、民众及地方乡绅，官方祈雨会谕令百姓在祭祀或祈祷前停止杀生，在城隍社稷坛前举行祈祷仪式。民众求雨习俗是人类与自然、社会多重关系形成的民俗事像，是人类对于自身生存发展的一种文化选择。在祈雨过程中，官方通过与地方民众有互动关系的士绅增加祈雨的威信，地方士绅通过官方加强其地方社会地位。在共同的困难面前，人们会结成一个有组织有规模的祈雨组织，这个组织的共同目标就是要求得到降雨。这个组织中有主管的“社首“，有业务主管“保水的”，有业务主管助手“领水的”，有祈雨的具体实施者“善愚”（以自残方式祈求龙王降雨的人），有出马仪式中的“祈雨乐队”，“仪仗队”以及“叫雨者”，这些人员在整个祈雨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旱情初发或较轻时，人们一般只使用早祷或唱雨戏模式。人民群众创造各种方式祷告祈雨，如焚香祷告、吊蝼蛄祈雨、光屁股小子淘水口等。天遇大旱，各个村落也会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村落集合体，以诸“社”为单位共同举行唱雨戏仪式，因为范围扩大，距离较远的村民会因路途遥远可能看不到雨戏，但他们仍会心甘情愿交出戏钱，认为这样做就可以使神为之动容，降得雨水以解除旱情。古人朴素的公益意识很是难得，如道光二十二年赵璧重修卜夫子庙，附近梁村、源祠、林泉、遮胡、黎基、东泉、圪塔、南湖、小胡、西泉北截等村均出资，道光六年赵璧重修去西泉的往西车路，遮胡、南湖、戈山等村出资。明清时有一种古老的戏剧形式---赛戏，赛戏属于祭祀戏剧范畴。重修西神庙碑中就记载了东窑是赛神社人所居，它的演岀是与祭祀龙王等神灵密切相关的，通常伴奏只有鼓、锣等打击乐而无弦乐，并采用吟诵的方式。在祈雨活动中进行表演，必演的剧目就是《斩旱魅》，旱魅是中国古代神话中干旱的始作俑者。而在拜水的过程中，信众还要进行诵念“祈雨谣”：“敬上一炉香哇，跪倒在拜水场，善愚隔们（方言隔们我的意思）丧天良，作事理不当，隔们犯天神律啊，才遭在旱天长，隔们求西神爷呀，念民是群氓，自附重刑，跪倒香，求西神爷西房房（方言西房huo可怜的意思）隔们哇，阿弥陀佛，西神爷呀！敬上二炉香哇，西神爷早开恩哇，西房旱民遭苦罪哇，身负重刑来赎祸殃，西神爷早开恩哇，难民苦求神水来哇，快往神瓶里边装哇，普救众生，洒细雨啊，阿弥陀佛啊，供上三炉香哇，隔们肩肩上燃黄香哇，小刀刺骨疼煞啦，跪拜西神晒毒太阳啊，跪倒三天两夜长啊，阿弥陀佛，西神爷呀！”。干旱持续，人们会把小一号的西神爷五龙河神，抬着绕村一周，表示代表了全村人虔诚的心，然后抬上子夏庙城隍爷前曝晒，直到下雨才抬回来。随着旱情的扩大和加剧，民众祈雨活动的虔诚度也在加深，在诸如早祷、唱雨戏、晒神灵都于事无补的情况下，人们认为只有以“恶祈”的方式能打动神灵，普降甘雨，“恶祈”就是用小刀扎、用铁钉刺胳膊、扛铡刀等自我折磨祈求神灵降雨，这样的残酷的方式，多半是由贫困潦倒的穷人充任。通常由村里人共同岀资重赏招聘一两个人恶祈，对于恶祈者不仅可以得到一定酬金，还可以在祈雨后免掉当年所有苛捐杂税，对于辛苦劳作一年交租之后仍可能会食不果腹的农民来说，这一点很具有吸引力。这些人用小刀或铁丝刺入臂部，任凭鲜血流淌，据说这样才能得到神灵的怜悯，降雨以救民。倘若还不灵验，无奈之余，人们就会抬神游雨，去大山有泉水的地方祈祷取回圣水，希望通过对神灵真身的祈祷，得到久违的雨水。赵璧附近几个村是去沁县伏牛山先轸庙。也是平遥四大外出求雨方式之一，祈雨之地大都是邻近的大山深处、泉水出处，往往因各地山水有异所祈之神也有所区别。在平遥大地，虽然祈雨的过程和仪式大同小异，但所祈之地、之神亦有不同，北乡祈雨在交城山，所祈之神为狐爷（春秋晋国大夫，晋文公重耳外祖父狐突）；东乡祈雨在麓台山，所祈之神为润济侯（“王凌，允之子。仕魏为太尉，封南乡侯。忠于魏室而死，乡人为之立庙麓台山，岁时祀焉。祷雨辄应。”后以祷雨封润济侯）；西南乡祈雨在灵空山，所祈之神为先师爷（传为唐代太子李侃）。东南乡祈雨在伏牛山，所祈之神为西神爷先轸。“游雨”路线为“赵璧一黄西沟一孟山一张家庄一走马岭一牛寺一漳源镇一伏牛山先轸庙”。无论超山应润庙、沁源灵空山圣寿寺、沁县伏牛山先轸庙，都属于太岳山脉，都是沿霍太山那个方向，祈雨是霍太山祀祭在后世的延伸。祈雨文化就在于它的民间性和活态存在，抬神是祈雨仪式里最大的特色，抬的椅子坐着庙里的主神，征得神灵同意，村中会选出几个品行、家庭都好的四致人作雨师进山求雨，他们赤身裸脚，一走六七天，每天只吃素食，如带窝头、炒[Sao]面（一种玉陶黍即玉米烘焙磨成的面）之类，路上有人家讨点水或遇上山泉喝一点。一路上雨师唱着祈雨调，领着众人抬着神灵不知疲倦的巡游。当大自然被人们以一利信念感化时，它就有了生动的烟火气息，这种信念变成各种仪式，或者演化成不同的符号，进入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比如祭祀，比如秧歌，进而形成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到了目的地后，这些求雨者必须跪在尖利的石渣上或者长满荆棘的草丛中，心中无杂念，口中念咒语，以此感动神灵。由于取水的村社很多，龙泉池的水需要排队很久才能取到。取水者小心奕奕地把水接入瓶中。将泉水取回村中，供奉于村里的西神庙三日，三日后用柳条蘸水洒庙里外，接着田地里洒一些，表示甘霖已洒向人间。今天看来这样的操作近似荒唐，但古人那份敬畏自然虔诚的心仍然是我们人类今天所要恪守的底线。

当然人们也不是天旱就仅仅依赖祈雨而坐以待毙，一些抗旱作物的引进和种植，以适应当地干旱。到了清代又引进了新的抗旱农作物玉米和马铃薯。玉米在康熙年间（一）传到山西，后在山西地区逐步推广，使当地百姓喜获丰收，玉米一开始仅作为补充和救荒之用，直至清末因其产量高而得到大面积的推广，成为山西的主要粮食作物。马铃薯最迟在19世纪末以前已经传入山西，因其产量高又适合山西的高寒气候，所以很快被广大农民所接受，《山西通志》载清末“植尤广，边县以为粮”，农谚称：“五谷不收也无患，还有咱们的二亩山药旦”。因此，旱田作物的引进和大面积种植大大提高了山西地区的抗旱能力，直到今天，马铃薯和玉米仍是赵璧当地农民主要种植农作物。

另外赵璧天旱时除了祈雨外，更利用了地处惠济河畔优越的地理位置，可利用惠济河季节性洪水浇地。《嘉庆重修一统志》汾州府：“中都水在平遥县东南三十里，一名婴侯水。中都河，在县东南三十里出谷，按《图经》云：源出中都谷横岭下，西南合源祠水，经城南往西入邬城，泊，复入汾河”。谷，gǔ，从水半见，出於口。泉出通川为谷（通川即流通的河川），两山闲流水之道也。《大清一统志》“西泉山寨在平遥县东南二十八里周三百歩又赵璧山寨在县东南三十里周五百歩二寨四面皆有沟”，县治东南三十里即赵璧地界，赵璧是中都河出谷之地，是惠济河由山区到平川的过渡带，亦即地处惠济河冲积扇，且为冲积扇的中下部至扇缘，土壤细腻肥沃，地下水埋藏浅。惠济河一发洪水，富含松针腐殖质和牛羊粪的泥沙就顺流而下，至赵璧地界，水流逐渐平缓使得筑坝引流成为可能。如岳北村《重刻嘉靖四十三年堵索水利碑记》载：“赵壁村石砌、堵堰各用水甬打水浇地二顷六十亩”。赵璧这一带是褐塿土，而邻村西泉遮胡，却是典型的黄土，虽是一沟之隔，却有天壤之别。赵璧村有大大小小十道渠，这些渠自北向南依次是大王渠，挡日渠，小王渠，沟西渠，南河湾渠，新渠，北沟西渠，大疙朵渠，河西渠。村里修了这么多水利设施。当然灌溉在当时有一整套乡规民约规范浇水秩序。有专管渠长，出任渠长者一般是拥有土地较多者，或者能够代表土地所有者利益的士绅，因此如果发生水权纠纷，由其主持调节，易为双方当事人接受。实际上能推举为渠长或水老的，都是当地乡族的头面人物、绅士。对外协调村与村灌溉日期，对内规范浇水有序进行。西神庙在灌溉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最初的祈雨场所逐渐成为区域水利秩序的唯一代表。如岳北村娘娘庙献殿东墙碑记：“如有霸水浇地者，鸣锣上庙各罚油三个，倘有不遵禀官究治，恐后乱规立此罚条勒石以垂永远”。可见庙所已成规范灌溉的重要场所。褐塿土它是原来褐土经长期耕作和大量施用土粪堆积增厚形成的,很适合小麦种植。赵璧小麦面筋高，民间有“赵璧麦子洗面筋”的谚语，是清代县城南街官商驿站德胜楼的专供面。当年慈禧西行路过平遥，平遥县令设九九御膳，其中东南乡小烤馍片一碟九片。以及第七道煮麦子面切疙瘩.用的就是赵璧小麦粉.据说当时四乡进贡小麦,只有赵璧面粉能洗出高面筋.敝人祖辈出身贫下中农，向来对慈禧之流腐化之风嗤之以鼻，但其客观上对于宣传平遥土特产尤其是提高平遥知名度远胜于现在在中央台黄金频道做N次广告效果。大boss慈禧太后无疑就是平遥最佳代言人在当时。自此赵璧小麦名声大振享誉古陶大地，赵璧麦子洗面筋的故事，香传百年。用赵璧麦子蒸出的馒头，味淳香有嚼头.现代科学证明，面筋是小麦粉中所特有的一种胶体混合蛋白质，由麦胶蛋白质和麦谷蛋白质组成。面筋的营养成分尤其是蛋白质含量，高于瘦猪肉、鸡肉、鸡蛋和大部分豆制品，属于高蛋白、低脂肪、低糖、低热量食物，还含有钙,铁，磷,钾等多种微量元素，是传统美食。面筋越高，小麦面粉质量越好。著名歌唱家郭兰英《夸土产》里两次提到赵璧，“赵璧的麦子东关的水”，“赵璧的麦子格实在是优”。每逢夏至前后正是麦收忙碌的日子,地里农民收麦热火朝天,就连农村学校也例行放一礼拜“麦假”,小学生去地里拾麦穗,力争颗粒收仓,在家里“捡麦梗”,手巧的女孩子用麦秸编辫辫,卖给供销社销往工厂做草帽。学生适当参与劳动的实践,既学会了动手操作又培养了学生的毅力。更能体会到了父母劳动的艰辛。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麦假”一词后来就渐渐消逝了。赵璧小麦在方八邻村是手屈一指的,在清代村里有专门销售面粉的“复盛面铺”,但总体赵璧小麦仍是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村落地狭人稠，不能大规模耕种，并不能将小麦品牌推广出去。虽然名头很响，但不像沁州黄小米那样商品化程度高。磨面粉前要先和（fei）麦子，在锅里倒上水涝几遍，除去杂质及土粒，再把小麦晾至八成干即可拿去磨面，去掉麦麸，面又分三等，“头白面”、“二白面”、“黑面”。“头白面”平时是舍不得吃的，“头白面”仅用来待戚人（客人）及蒸过时过节供献的面花括兰等，平时就吃“二白面”和“黑面”，麸皮喂猪。如今时兴“全麦粉”，保留麸皮中大量人体必需的维生素、矿物质、纤维素，因此营养价值更高一些。麸皮具有润肺、滋润皮肤、防癌抗癌、健脾和胃、乌发固发、清理肠胃的作用。呵！原来风糜几千年的“猪食”竟是如此营养。人民群众用精良优质的面粉,创作出各种花样面食，"擦疙斗"、"掐疙瘩"、“扁食（饺子）”、“刀削面”等,“括兰”及各种面花,本地面花虽没有晋南面花艺术性强,但仍保留黄河流域古朴、粗犷、豪放、深厚的风格，应加以保护继承。

肥沃的土地，粮食年年丰盈，乡民自然也十分重视粮食贮存。仓廪，当地村民俗称“仓子”，是过去家家户户的标配设施。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许多人家都抹“洋灰箱子”（洋灰即当地对水泥称谓），用来贮藏粮食。《诗经》中已经岀现仓、廪等名称，说明已有不同种类的粮仓，一般称贮谷的建筑为“仓”，贮米的建筑为“廪”。中国古代有粮食仓储制度，有常平仓、义仓、广廪仓等。常平仓主要是国家为了平抑粮价，防止饥荒发生。和常平仓不同的是，常平仓通常是运用官府的资金进行粮食和实物的囤积，而义仓是在官府的组织下，按人头和田亩抽取费用，逐渐发展为民间自愿采纳，自愿管理。广廪仓是用于平时扶助老幼病残者。《管子-牧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历来为后世传颂，用现代眼光看这句话完全符合唯物主义有关“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相关观点。经济的发展衍生文明的进步，文明的进步依仗经济的发展，是大趋势、大规律、大方向，从宏观上讲二者水涨船高、相生相随的关系无可争议。解放后西神庙东窑便是大队粮仓。就乡民个人而言，在古代也十分重视仓廪建设，从精美的仓廪绘画可见重视程度。

农耕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农具的变革。中国是农业大国,自古以农立国,农耕历史悠久,农具品类繁多。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机械在农业上的使用也越来越普遍，相对应的传统农具也正在面临被淘汰的窘境。每一种农具在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浸透着历代先贤的血汗，凝聚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

西神庙东边的麻（马）沟，此地离居民区还是比较远的。但在沟壑断崖可见一段垃圾堆积层，煤渣土色灰褐，夹杂有明清陶瓷片。可见在明清时村里已有垃圾集中投放点。由煤渣可见，明清时期煤炭成为村中居民日常供暖与做饭的生活必需品。笔者于麻沟捡到一双耳罐，高13公分，口径10公分，器型完整，施釉不到底，看圈足是明代的。这种盛液体或食品的陶制容器，一直是中国古代饮食活动中最常用的盛贮器,老百姓称之为“送饭快快”（快快当地方言对罐罐的称谓）。作为随葬品，所以人们相当忌讳而弃之荒野。虽然是普品，但对于研究村中明代饮食文化有一定研究价值。在沟中笔者还发现一块器型很大的板瓦，有常见的三倍大，板瓦在宋代《营造法式》一书中写作酝瓦，早期西周时代的板瓦尺度相对来说较大，一般规定长56厘米，宽28厘米。而到了清代，板瓦逐渐缩小到长约20厘米，宽约18厘米。从发现板瓦尺寸之大，可见赵璧村历史之悠久。沟的横断面中间夹杂着一层卵石，几千年前这里曾有洪水泛滥，远古这里属晋阳湖，即文献所记载的“昭馀祁薮”。左传：“晋居深山，尧时水聚於山谷而不下泄”。水经注：“昔禹治洪水，山陵当水者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当地有大禹治水“打开灵石口，空出晋阳湖”的说法。沟内河谷山腰中，常见有沉积的卵石沙层，为常年受湖水冲刷而致，大片黄土垣地是几千年前湖水消退过程中沉积所留，其间黄土沟壑是湖水消退河水冲刷所致。沿麻沟直下廉沟分布着一种红粘土，被地质学家称为“第四纪红土”，当地人称为“红胶土”或“红粘土”。早在新石器时代古赵璧人便用此土制陶，明清时烧制琉璃瓦，白云寺后便有烧琉璃瓦窑的遗址，近代又用此土烧制瓦瓮花盆，据传捏瓦瓮技艺来自介休瓦瓮村。沟中有一米多厚的红胶泥土，是制作瓦瓮花盆的上等原料，视为当地一绝。瓦瓮花盆的制作过程大体有取泥——焖泥——踩泥——造型——凉坯——装窑——烧窑——出窑——加工——上色十道工序。瓦瓮盛面，不易起虫，防鼠咬嚼。过去有些村人就依靠卖瓦瓮而讨生计，但伴随时代的变迁，瓦瓮不仅市场上早已绝迹，就连百姓家中也难觅踪影，如有也遗弃一旁无人问津。赵璧瓦瓮制作技艺是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传承断代的尴尬境地。或转型泥塑一类,使这一古老技艺得以继续传承,合理利用当地所特有的红胶泥土资源。

转口贸易（中转贸易）也是古赵璧人的收入之一，如现在村中有专门替外地人收购本村农产品的中介人，外地商贩只需来交钱取货,村民认可本村中介人的信誉，外地商贩也省去了零散收购的繁琐，本村中介也能得到相应的酬金。这种贸易最早可推及战国时期，赵璧是战国河西马输入晋阳的重要中转站，古“茶马古道”重要驿站，是陶邑商道文明之肇始。赵璧至今仍有一些名称如麻（马）沟，假（驾）马沟，马鞍桥，广池即饮马池等诸多与马相关的名称，以及毁坏的马王庙（马神由来甚久，其中一种说法，相传民间俗称马王爷，是西汉之金日磾，曾官拜马监一职，对汉马业兴旺发达功劳卓著，后世民间奉为马神，称之为水草马明王）。村中搬运工即马帮亦供奉马王爷。村中供奉华商始祖中斌财神王亥的财神庙，王亥发明牛车、战马和商业，是圈养驯化马牛的第一人，使人们获得物质的方式从狩猎进入畜牧养殖的历史阶段，开创游牧文明，堪比神农之种植、瓦特之蒸汽机。以及金马鞍的传说.从前赵璧各堡都有很大的饲养场。村中粗犷豪放的元代“封侯挂印”拴马石见证了岁月的变迁。村中随处可见“拴马环“，足见从前养马数量之多。更为神奇的是在靠近白云寺的沟底，采掘到一块“马踏飞燕“砖雕残件。马超龙雀，别称马踏飞燕、铜奔马、马袭乌鸦、鹰掠马、马踏飞隼、凌云奔马等，为东汉青铜器，年10月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后来以此为形象设计为国家旅游标志。此砖雕的发现为始建西汉的赵璧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谈到马，在古代除了用于生产生活，更多的是用于军事，在冷兵器时代，一匹战马相当于一辆装甲车，明太祖朱元璋说马为国本。古代甚至一些官职以马命名如洗马，司马，驸马等，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赵璧出现诸多与马相关的地名元素绝非空穴来风。而马与赵联系最为要切的当数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上古以前直至一千多年前的中古，晋中地区森林覆被率仍达40%多，柳宗元亦有“晋国多马，腹梢众木”之说。晋中因地处山西中部而得名，历史上晋中曾经是“林萌蓊日，汾水行舟”的富庶之地，战国时平遥地区的中都方足布（战国时期的平遥铸造发行了记录地名的“中都”方足布。中都方足布的具体铸造地在今平遥西（《三晋货布考》曰：故址在今山西省平遥县西双林寺旧称中都寺）。充分说明平遥在那时就相当发达繁华，为赵之都邑之一，战国时赵之边陲，与韩毗邻，后秦复取西河之地，又与秦毗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马对草质和水清澈度的要求比牛羊驼严格多，要有大量森林，才能水草丰美，才能供养得起大批军马。山西煤都遍地是煤，而煤炭是植物的残骸经过一系列演变而形成的，可见山西亿万年前不缺森林，就算是到上古当时的林木繁茂可想而知。只是经过连年战争等因素破坏，明朝时一再扩大屯田和晋藩诸王扩大庄田，大肆焚烧草木，辟坡为田，植被破坏，水土流失，遂成今日地貌之格局.古时地植地貌与今天天渊之别，今人很难想象。晋阳一带包括平遥地处交通要冲，是北方马踞输入中原的必经之地，也是河西马匹进入中原之前，必须在晋阳晋中一带驯养，以适应中原的气候环境，故有“晋国多马，腹梢众木”之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赵国骑兵鼎盛的，据称有十万之巨，号曰，赵国飞骑，灭中山，破楼烦，拒匈奴，何其壮哉！平遥当时为中都俱备发达经济条件，能够大量采购北方马河西马，而赵璧所处东南乡一带是赵韩边陲之地，是河西马从上党到晋阳的必经之地，河西经潞泽过铜鞮（沁县）翻过走马岭进入平遥境内最后到达晋阳，可以说是最古老的“茶马古道”。走马岭处在上党盆地通向晋中平原的咽喉地带。而赵璧路当孔道地当要冲，是上党到晋中的重要驿道。赵璧为山地到平川的过渡带，惠济河流过赵璧，水草丰盛，青青河边草，赵璧地处惠济河冲积扇，土质肥沃，粮食产量较高，充足的谷物能很好地补充马的体力，使得赵璧成为马匹的重要中转站，西神庙旁的马沟有可能是夜间囤马之处即马厩，此地势便于隐藏，不易发现，是良马绝佳的藏身之地，沟中有小溪流过饮水方便，假（驾）马沟是驯马场所，此处地貌，适合山地战训练，向北可进入源祠岳壁较为开阔的水草地.顺便提一句，古代战马多为阉割的公马即骟马，赵璧当地牧羊人都会阉割公羊，不知此种技术是否是由骟马演变传承而来，有待考证。清朝入关之后，为了维护统治，禁止汉人养马，这就使得原来的黄河中下游以及长江流域的马场遭到严重破坏。赵璧过去村内有马王庙是曾经养马之传统在后世信仰的延续。马王为民间普遍信仰之神，其由来甚古。《周礼·夏官》注：“马祖天驷也。”马王上应天星，所谓“天马四星”即二十八宿之“房日兔”。据《周礼》所记，国家掌祀之官四时祭马王（载祀典）。民间俗称“马王爷”。《三教搜神源流大全》中讲道马王爷的根基和履历。这位三眼神将原来是如来身边的至妙吉祥，因为毁了“焦火鬼坟”，违反佛法被罚下凡。第一次托胎于一马姓人家，生来三目，母亲就叫他“三只灵光”。有句俗话说，“不给你点厉害，你就不知道马王爷有三只眼”。马灵光生下来3天就会打架，曾杀东海龙王，又偷走紫金大帝的金枪后被杀。第二次又“寄灵”于火魔公主，出生后，左手有个“灵”字，右手有个“耀”字，故名“灵耀”。拜秒乐天尊为师，学得“分雷龙蛇有或鬼安民之术”。降乌龙大王，斩扬子江龙。玉帝问讯，让他掌管南天事，后火烧南天门，大败天将，又二次大闹龙宫。后被逼得走投无路，投胎鬼母。道教神统中鬼母有个儿子，即民间称之为“送子娘娘”。“送子娘娘”赵璧西神庙也有供奉。马王庙就在今大悲庵之后，离西神庙也不远。民间对马王爷极为虔敬，传说他有“妻财禄之祝，百叩百应”。民间求男生男，求女生女，买卖一本万利，读书金榜题名，“感显应难、永受祭章”。民间又把马王爷视为“火神”。马王爷的“神诞”是九月二十八日，可他八月初一就由天上下凡，如果八月初一这天下雨，那么一年的火灾就少。马王爷的功能也随民众的意志逐步放大。随着清政府禁止民间饲养马匹，民间仅有少量淘汰马种，而赵璧原有的马厩饲养的多为驴、骡及少量配种的马。附带说明，“马骡”，是雄驴和雌马交配所产的杂种。“驴骡”，是雄马和雌驴交配所产的杂种。骡是没有生育能力的。赵璧各堡几乎都有“饲养场”，用于耕作和运输。

惠济河畔的桥与路，通往长治上党地区的官道穿经村寨，历史上村人很重视路桥建设。村中保留两块修桥路的碑，见证了古赵璧人修桥铺路的历史脚印。赵璧去西泉方向的路，在明清两代很是重要，平遥隶属汾州府，赵璧家出外谋生首选一路向西汾阳临县方向。从遗留的修桥碑文可见，碑刻是研究历史文化的一把钥匙。乾隆三十四年叠路修桥碑“囗囗囗囗囗囗囗囗之難必應之緣。甞闻古云：“人生於世，其為善者逢阬叠路遇水脩橋喜捨資財，囗囗囗囗囗囗有德之功也”。余静思夲村東通西達大邑之途，路古遺雷鳴山雨水渠有数道，（會天大雨）稍時山水溉渠，必阻東西徃來行人之正路，陷其騾馬之貨馱，乘騎者惡其泥濘，挑擔者（阻）於污涴。自古於今思其不能改也。即今鄭邦武達鄉耆范永秀張三元同衆共議，可淂恊力平坑買地修路各渠砌橋一矼，以免過徃客商之惡語也。其施而以各量己業則自捨於心願，特蒙東西村鄰喜助資財，共成叠路脩橋之盛事。從此挑擔而無阻碍，策騎而無陷坑。雖不勝通京之路亦比如大邑之途。猶此善事不淂示稱名捡，勒石謹以流芳是序。本村鄭邦礽撰、張敬承書。紇首：鄭有爵、王承生、楊之俊、張可仁、“監生”張友直、李天柱、張孔通、鄭显福、張子英、王景華、雷勵、王良朝、張元慶、王印、張逄異、王定元。石匠：成天郎、成天元、郭九河、成天邨。峕大清乾隆三十四年歳次己丑九月初二日吉立”。

重修徃西車路碑記：闻之詩有云：“有栈之車，行彼周道”，夫惟周道始克行車，则道之有取扵恢宏，一馳尚矣！邑東南趙璧村與西泉南截東西相距有五里之遥。舊有道以通徃来相沿已久，然熙熙攘攘類皆負戴而徒行，有驅馬徃返者，未闻有載貲載澤還車言邁者也！二村之人與左右相近處經其地，每以不能行車為憾。丙戌歳，村中樂善者思有振飭之，與西泉南截相商伊望有同心焉。扵是因其舊道更謀恢宏，西泉南截自村東修至伊地界，我村自邨西修至龍尾地，均不惮經營之勞，但彼村東皆陸地增陸廣車即能行，其為工也似简且無庸為伊縷述，此则两旁俱係水田渠道甚多，非工扵籌畫密為綢繆(矣)。不數年而傾頺，與圮修何異！因於水過處以磚砌其基，上覆以長石，如是者凡有五處，餘則開闢之力居(多矣)，其工既大，阅月餘而始告竣，計其費百六十餘金，维係邨中量力而輸，亦賴募化扵他村，藉衆力以襄盛事誠義舉也！今而後逹，特二邨之人載馳載驅利有攸往，凡左右鄉近處有乘車而過者如走通衢，有如砥之稱，無路坡之嘆，其為利賴無窮矣！是可以承書矣。本邑儒學生員郭囗囗謹撰，本村太学生趙德（甲）謹書，經理人：王景材、張振忠、王鐸、張振倫、張興泰、王明寶、楊泰山、澄寕。峕：大清道光六年嵗次丙戌四月。

两碑都言明官道通过本村，为古商道，如“本村东通西达大邑之途”、“熙熙攘攘”。本村惠济河畔水渠甚多，如“雨水渠有数道”、“两旁俱系水田渠道甚多”。都有热心公益事业的带头人，“郑邦武达乡耆范永秀张三元同众共议”、“村中乐善者思有振饬之”。都有筹化组织人如纥首经理人等。路桥公益事业都得到东西邻村的资助，石拱桥“蒙东西村邻喜助资财”，往西车路邻村遮胡南湖戈山均有出资，古人对公益事业协作精神仍值得今人学习与崇敬。两碑字体苍劲有力，颇有大家风范，均为本村人所书，足见赵璧村历来文风之昌盛。两碑记述了清代众人筹资修桥筑路的历史，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本地历史，为研究清代平遥区域历史文化和赵璧的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是赵璧与邻村同力协作修桥筑路的友谊典范，树碑有利于对当时的人和后人交待，也是对支持公益事业的一种褒扬。路碑背面有各村捐款名录以及施地买地的具体记载。从前两碑有碑亭，现村中王洪财地基处即监碑地。古人同心修桥，同力筑路的协作精神对后人更是一种激励和鞭策。

惠济河畔的“饮品文化”，谈中国饮品文化，“酒”与“茶”是重要的两大元素。中国的酒文化和茶文化，贯穿中国的历史，渗透中国人的精神，喝酒比酒量、酒胆和侠义精神，而品茶却要有雅量，品茶味，释人情世故，悟禅道之境。茶文化和酒文化都是一种休闲文化，都是一种交际文化。迎客以茶，送别以酒。这是说茶酒待客的两种场合，其茶酒待客的气氛也不相同。酒是喧嚣的，茶是静雅的；酒是发泄的，茶是内省的。酒要老，陈酒弥香；茶要新，旧茶味淡。佳泉出美酒，茗茶配名水。茶与酒都离不开水。水为酒之血，曲为酒之骨，粮为酒之肉。水是酒的命脉，水为茶之母。酒能忘忧，茶可悟道。赵璧村酿酒的历史最早无考，但茶坊街天顺烧房其糟坊窑是砖石混搭的元代结构，可见历史之久远，直至解放后村内仍有酿酒作坊营业。尽管有香型各异的酒，其对粮食选择的共同要求是无杂质、无霉变、无污染、无虫蛀、无发芽，这样才可以保证酒的风味。同时对于粮食的要求也相当高，有着“高粱香、玉米甜、大麦冲、小麦劲”的说法，村中酿酒业的兴起，说明村中水源纯净、粮食丰盈且品质极高。咸丰六年重修西神庙的总经理例授修职郎附贡生乡饮大宾张九皋，字鹤鸣，名出《诗经-小雅-鹤鸣》“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乡饮大宾即乡饮酒礼大宾，由皇帝钦命授予。“乡饮酒礼”是周代流行的宴饮风俗。主要目的是为了向国家推荐贤者。由乡大夫作主人设宴。后演为地方官设宴招待应举之士，此宴为“乡饮酒”。乡饮酒礼的意义要在于序长幼,别贵贱,以一种普及性的道德实践活动,成就孝弟、尊贤、敬长养老的道德风尚,达到德治教化的目的。其中献酒敬酒是重要环节,有执掌觯案的司礼人员扬觯官（觯是古代的一种酒具）。各种酒具也应运而生，有锡壶，锡是古老金属,锡之为器,自上古而延绵至今。锡素有“盛水水清甜,盛酒酒香醇,储茶味不变,插花花长久”的美称!专家表示“锡中毒”之说属误解。中国锡器研究会会长高博达，长期收藏和研究锡器，他介绍，致人中毒的锡壶不是纯锡，而是混有铅。锡壶装酒加温，其混的铅会与米酒中的醋酸化合成醋酸铅。饮酒时，醋酸铅被饮入消化道，少部分吸收入血，以磷酸氨铅等形态藏于骨组织内。长期积累就可能引起铅中毒。有营养学专家也认为，锡是人体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之一，特别是在抗肿瘤方面有一定疗效。好的锡壶一定有“净点包用”款识，表明纯锡制做放心使用。古代赵璧人已经使用“倒流壶”，由此看来，很多年前，我们的老祖先们就已经了解和会运用连通器这个液面等高的“虹吸原理”。倒流壶，因壶底中心有一通心管又称内管壶，由于该壶逆反了传统的壶顶注水法，而是把壶倒过来，将水从底部注进壶里，放正后倒出，因此被称为“倒流壶”。是始于春秋时期，流行于唐宋，完善于明清的壶式之一。倒装壶奇特的构造，巧妙的内部设计，充分体现了古代能工巧匠的智慧和创造力，是我国陶瓷艺术中的一朵奇葩。壶底注水口比较小，泡茶的话是不可能了，只能用来盛水或者酒，看起来使用价值并不是很大，却深受皇宫贵族喜爱，那么，它最大的价值就是观赏价值和趣味性了。衣食无忧的“有钱人”不再为生计而奔波，生活水平提高了，就应该为生活增加点趣味性了，倒流壶就是贵族们的一个“趣味”。赵璧先民使用倒流壶，侧面反映了当地士人乡绅生活比较富足，饮酒更讲究品味，由实用性转向观赏趣味情趣，是生活水平提升的表现。北方虽然不产茶，但经“茶马古道”，南方茶叶可输往北方。通往上党地区的官道穿经赵璧，客商往来云集，有专门供客商憩息喝茶的“茶坊”，“茶坊上”一名沿袭至今。乾隆四十七年大悲庵重修楼碑记“择吉日煮茗邀请本村高年长者善信端人齐心协力募化”，“煮茗”，早先时候，茶叶被文人雅客称作“香茗”。故而，喝茶被称为“品茗”。最早的茶叶是放在茶壶里煮着喝的，而不是用开水冲泡。所以叫做“煮茗”。元明后才逐渐习惯用开水泡。当然泡茶器具要数紫砂壶为上佳。旧时还有一种烧水神器“穿壶”，穿壶，农耕时代人们少量烧开水的厨具，在农耕时代，可短时烧开水和储存开水的器具都没有，那时烧水用的锅和茶壶也是厚厚的铸铁家伙，要想烧开一壶水也得等待多时，穿壶是给有身份的人解决这个问题，用黄铜制成，其形状长大约两尺左右，一头封闭，一头开口，靠近开口处的外壁上有一个把手，让人拿取方便。来了客人或家里一时需要开水，怎么办？这时穿壶就派上用场了，让穿壶封口处与火直接接触，如嫌热力不足，可随时或添炭块，或添柴火，不用多大工夫，水即烧开。用穿壶烧水，需要注意水不能灌得太满，很留有余地，以免水开后四处溢溅。穿壶当时是奢侈品，平常百姓没那么多讲究和条件，只有大户人家才能拥有的烧水神器。茶盏是古代一种饮茶用的器具，是“茶道”文化中必不可少的器具之一。所谓“好马配好鞍，好茶配好盏”。由于笔者所掌握的实物有限，村中“饮品文化”只能做简要介绍。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赵璧虽然发展滞后，但环境资源优势明显，环境无工业污染，生态农业环境良好。优质水源定会使村人“饮品文化”提升品位，加强健康意识,提升健康理念。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健康获得感、幸福感和生活质量。

惠济河畔钟灵毓秀、文风尔雅。赵璧村历来重视科举文运，是一方钟灵毓秀宝地，北堡楼院迄今仍保留有“举人旗杆石”，南堡至今保存“鐘靈毓秀”门，可谓名副其实。西神庙供奉文昌帝君。文昌信仰来源于中国古代的星宿信仰。文昌神应世化生，有七十三化、七十九化之说。据说玉帝命张氏子主掌文昌宫及人间籍。为道教供奉的主宰功名利禄之神，是中国古代学问、文章、登科、举士的守护神，在道教神仙系统地位较高。《历代神仙通鉴》说他“上主三十三天仙籍，中主人间寿天祸福，下主十八地狱轮回”。子夏庙是东泉镇上，保存比较完好的一处古迹，也是赵璧村重文风气的一个象征。而附近的大悲庵是赵璧唯一保存的元代寺庙。据大悲庵重修楼碑记载“院宇清雅，且地接通衢，邑中官长神往哉！以及四方贤人君子时或游歇而观览焉，本乡父老岁时伏臘亦皆聚处清谈，诚东南乡之胜境也”。原来大悲庵前殿立有4通碑，历代不断修缮表明村人对大悲庵的重视程度。大悲庵是赵璧仅存的元代寺庙，当年规划人员还是欠考虑，缺少文物保护意识，为突出子夏庙，将大悲庵拦腰截断，与源祠源神庙被公路截断如出一辙。西神庙、子夏庙、大悲庵除祭祀功能外，还成了当地文人雅士聚会的场所，多少文人常年到此聚会抒文，以文会友，道古论今，好不风雅。乾隆年间本村张子宽、张三元、雷励等与县吏赵韩、大阎村进士阎泰和以文会友，结下深厚友谊。张子宽与张三元都是“恩荣”，学识渊博，千总张三元曾得到乾隆赐匾“高文札礼”，可见乾隆帝也十分赏识三元诗文，现小新堡兴盛堡门匾即张三元亲题。村中留存县吏首贡赵韩撰写的两通碑文，白云寺与大悲庵。值得一提的是，子夏庙碑文的撰写者阎泰和。阎泰和字鲁詹，号墨园，平遥县东大阎村人，累升礼部员外郎、郎中，曾任河南道监察御史，善书艺，书体入赵松雪（赵孟頫）之室，甚得乾隆皇帝赏识。道光年间，本村张九皋、张继泰、张泰交、张正伦、张显伦、赵德甲与南湖道光举人张居寿、阳城诗人永清县令延彩交游甚好，张居寿有《益圃诗草》两卷行于世，村内留存其撰写或书丹的碑文4通。赵璧还是道光阳城诗人延彩的流寓，延彩才敏学富，游学四方。特别赏识赵璧浓厚文风，为此痴情逗留半载，与赵璧泰交先生是忘年之交，与张正伦是莫逆之交，根据生平，嘉庆二十三年延彩参加乡试未中，游学四方，与屡试屡败学识渊博的正伦一见如故，相谈甚欢。正伦子张麟士是延彩的得意门生。延彩曾为赵璧张氏先祖广威将军张中举撰墓志铭文。道光二十五年延彩任永清县令，当时永清频遭蝗旱灾害，延彩身先士卒，率众捕蝗，竟积劳成疾，补直隶博野，未任卒，卒于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十五日戌时。难能可贵的是，延彩病塌中仍为故友正伦作合葬墓志铭，故友亡去二十载仍念念不忘，其间友谊事迹今人已无从解读，富贵不忘旧交，足见延彩是个有情有义的朋友，正伦是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与六孺人合葬，令人遗憾的是，还未等到故友合葬时，墓志铭的撰写人延彩也魂归他乡，其著有《简斋诗草》、《一艺堂文集》。“正伦碑”竟然成为延彩绝命之笔封山之作，这位伟大的诗人百姓的好官也为赵璧留下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惠济河畔有湿地。此段湿地在老公（翁）沟，因其上有太监祠而得名，大堡东面的老翁沟古河道是生态湿地，天然氧吧。特殊的土壤和气候提供了复杂且完备的动植物群落，它对于保护物种、维持生物多样性具有难以替代的生态价值。有酸枣树、蕤核、鹅绒藤、蛇苜花（野韮）、香蒲、枸杞、生地、荆芥等多种植物，大堡药姑儿蛋（蕤核）散发一股芳香沁人心脾，从名称看古人已发现其药理作用，治眼疾圣药。鹅绒藤有祛风止痛功效。香蒲，当地人称毛毛蜡，唐代药学家苏恭描述香蒲即甘蒲，可用来编织草垫子。蒲黄即香蒲的花粉。而李时珍则描述为，蒲丛生于水边，似莞但狭小，有脊而柔软，二三月生苗。采其嫩根，煮后腌制，过一夜可食用。八九月收叶制席，软滑且温暖。在现代，中药蒲黄即是香蒲的花粉。也是众多鸟类的栖息地。生态湿地应当加以保护。据《东泉村志》载，20世纪六七十年代，汾西矿务局工程技术人员对老公沟等一带做过认真勘察，结论是地下有煤且煤质好，储量大，煤层厚，但储位深，水量大，地质构造较为复杂，开采投资较大，迄今仍无开发。

惠济河畔赵璧庙会和集市。山西庙会最早可追溯到西汉时期，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起初村民为了盼望风调雨顺，寻求庇佑，选定了与神灵相关的时月用以举行祀神活动，因此早期庙会功能相对单一，以祭祀酬神为主。大约在宋代以后，随着庙宇的香火旺盛，商品经济环境日益发达以及戏曲的成熟，庙会的赶会人数，逐渐增多，寺庙周边开始岀现了商品交换现象，具有贸易功能的庙会随之发展。起初为买卖香纸供品，到后来增加到食品，百货日杂。有些实力较强的村落甚至逐渐形成了骡马牲畜、粮食布匹等专业型大型市场。庙会期间向商贩征收税款，包括畜税、戏捐、斗捐、木料捐等，官府出于能够增加税收收入，自然会鼓励村落积级举办贸易型庙会。对于村落而言，庙会举办能满足村民交易需求，庙会兴办有利于增加村集体收入，这笔收入可以用来支持庙宇的建设。东泉镇梅槐头村《新建神棚改建戏楼碑记》载：“乾隆八年新建神棚一间。合村公议，有村中每年献戏积银八十余两”。可见庙会时演戏的收入作为新建神棚的资金，还有利于扩大村落影响力。除了祭祀、娱乐以及交易功能外，庙会还具有社交的功能。随着酬神唱戏活动以及商品贸易活动的开展，为各村乡民之间的互动与交往提供了绝好的平台。这时候出嫁外村的姑娘也必定回娘家来赶会。所以对于村民来说，庙会日子重要性堪比春节，家家户户打扫屋子，摆桌宴客，十分热闹。庙会一般围绕正庙进行，一般是村中的大庙，正庙规模大且历史悠久较为灵验，在村中置于重要位置。庙会一般会有戏，以此吸引周边村落人来参加庙会。在重农抑商的封建时期，民众受教育程度历来薄弱，而庙会中唱戏，说书等娱乐活动，除了放松消遣，又因表达方式易于寻常百姓更加喜闻乐见，因此启迪教化民众最具代表性的方式，既满足了他们的物质需求，又在精神文化需要上实现了契合，至民国庙会由酬神转向娱人功能的转变，促进区城内人群的交往，影响乡村聚落的发展及演变。据老人回忆，本村解放前就有庙会，时间为农历九月十三，因赶会踩死人，才把庙会让给了附近的东泉村。踩死人的确是一件很悲哀的事，但侧面说明来此赶会的乡民之多。九月十三是孟婆神圣诞，但似乎与赵璧瓜葛不大，这天也是天水圣母飞升的日子，但既无专奉寺庙，也没听老人说过，基本可以排除。九月十三是关公秋祭日。关公到明清时期对百姓来讲具有可俸禄、治病驱灾，保护商贾财富等职能，特别是《三国演义》在民间传颂，在群众中深入民心，子夏庙戏台雀替“琴棋书画”，其中书就为“三国演义”。白云寺大悲庵均附祀关圣帝君，圪塔堡上有个小庙即关帝庙。但似乎均不是村中正庙。村中能称正庙的只有白云寺和西神庙。白云寺佛门喜欢清静，不设戏台。村中有戏台的只有三处，子夏庙西神庙张家祠堂，张家祠堂灯影戏台与庙会无关。年村委把古庙会改为六月二十四，这天是河神爷的生日，因西神庙供奉有河神，这天也是关帝圣诞日，但因为西神庙主神为西神先轸，故称西神庙会。本村是平遥东南塬一带的大村，在东泉镇位居第二，是多种蔬菜的批发基地，为了促进商品交流，活跃农村市场，党支部村委会决定开启集贸市场，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于年农历六月初十开始，每月农历初十为本村集贸市场日，市场设在村委会前空地，吸引各村商家踊跃参加，市场热闹，生意红火。

惠济河畔的剪纸艺术。剪纸浓缩了汉文化的传统理念，递延着古老民族的人文精神与思想脉博。通过谐音、象征等手法，构成寓意性的艺术画面。广泛应用在节日庆典、婚丧嫁娶、人生礼仪等方面。赵璧民间剪纸，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质朴的乡土气息。

惠济河畔丰富的人文环境孕育出大量古老的民间传说。故事之一：惠济河“假马沟”的传说，相传代王刘恒的母亲患了重病，三年卧床不起，刘恒天天为母亲煎药，亲尝汤药，有诗为证：“仁孝闻天下，巍巍冠百王，母后三载病，汤药必先尝”。甚至亲自到山中采药，一日去过山（今超山）采药，途经赵璧地界，恰逢雨季山洪暴发，洪水冲走了代王的马，当地乡民帮助代王渡过了中都河（惠济河），并将当地最好的马借与代王，后来代王免去当地人三年徭役，当地乡民有感于代王孝礼，将此地称为“假马沟”。假，借也。《左传·成公二年》--“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这是借出给人的意思。代王刘恒就是后来的汉文帝，与其子刘启开创文景之治。而且刘恒是以孝道唯一入选“二十四孝”的皇帝。

故事之二：金马鞍的传说，相传赵璧西神庙东面有棵古老的柏树，其下埋有金马鞍，县城市楼金井有一金马驹，金马驹只有套上赵璧的金马鞍才会动起来，相传有年来了两个南蛮子，说要高价收购古柏，其实是打上了底下金马鞍的鬼主意，村中人将古柏视为灵物自是不应，于是那二人便悄悄于深更半夜挖出了金马鞍，只见那金马鞍金光闪闪，甚是壮观。且说那古柏上住着一对老乌鸦夫妻，想来这乌鸦沾了古树灵气自是不凡，这动静惊醒了它们，它们拼命地撞响了西神庙的古钟，村里人听到钟声从四面八方纷纷赶来，两贼人吓的连忙向西撒腿跑去，这金马鞍不是凡物，越来越沉，累的两人气喘吁吁，终于承载不了，只好扔下跑了，瞬间金光一闪，天崩地裂，那金马鞍瞬时隐入土中。从前村西有一道大坡，东西走向，呈马鞍形，相传为金马鞍所化，今天村中仍有马鞍桥这一地名，就是人们专门纪念金马鞍这一民间传说的。人们感恩于乌鸦护宝有功，在赵璧乌鸦是祥鸟，人们总是用羊羔跪乳、乌鸦反哺的故事教育下一代百善孝为先。因为有金马鞍护佑，赵璧人杰地灵人才辈出。民间故事是现实生活的折射，人民群众用喜闻乐见的传说故事反映了赵璧这一东南门户对于县城发展至关重要，通往长治上党地区的官道重要关口，军事上拱卫平遥县城，商品流通的通衢之道。对金马鞍的护卫，则显示了共同的信仰公众利益促成了人民群众的凝聚力。

故事之三：西神庙侍童窃枣的传说，相传西神庙东侧的两个侍童，日久受人膜拜，竟然有了精血，晚上夜深人静便溜出庙门去附近马沟里偷吃尚未成熟的枣，看庙人白天总是发现庙里的蒲团上留有一大堆枣核，而泥像的嘴角还留有枣皮。跟凡人不同，侍童食量很大，照此速度，枣没成熟就吃光了。而那片枣林可是专门供奉西神爷用的。村里的一张姓乡耆终于想出了一个妙法，用红绳拴住侍童的两只脚，从此以后枣林的枣竟然再也没丢失一颗。

故事之四：源神爷出走源祠，赵璧风水宝地，源神爷早已相中了这块宝地，一日源神爷化作一农夫，肩挑一担水沿街吆喝卖水，村中竟无一人理睬这疯老头。于是源神爷失落地一路向北沿行，源祠村口有一户人家刚好缺水，就接下了源神爷的水，瞬时老头不见了，原来是源神爷所化，在接桶处冒出一股神泉，这泉冬天不冻，四季不断，甘甜可口，源祠人于是在源神爷呆过的脚下筑起源神大殿，村名也曰源寺。事已至此，赵璧人才追悔莫及，纷纷祭起源神爷，直到今天，赵璧子夏庙仍供奉着源神爷。原来源神爷钟情的这片土地上，是惠济河地下河的交汇处，地下水资源相当丰富。上世纪七十年代赵璧通过截潜流，在西神庙西挖岀自流水就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赵璧供奉源神，是因为明代以前源祠也归赵壁里管辖。据明天启重修《平遥县志》“源神庙在县东南赵壁里元太定三年建，旧春秋上祀日致祭，嘉靖终废，万历四十五年邑侯杨公复其祀”。

另一版本的源神爷传说，源神爷原有源神三弟兄，老大在洪山源神庙驻足，老二在石屯源神庙驻足，源神老三在平遥驻足安神。源神三兄弟原都居介休洪山村，后因琐事弟兄拌嘴，源家老三赌气向东进发来到了平遥胡燕山下定居。当时源神夫人向沟内泼了一盆洗脸水，胡燕山下的源神庙沟内便泉涌不断，后来人们为了敬重感谢神泉在此驻足，就在沟北侧山坡上修建了源神庙。并将村名叫做源神庙村。这里百姓称源神爷为胡爷了，即胡燕山之神爷。话说源神三爷生性好赌，在一次豪赌中他赌注下大了，其结果把心爱的源神夫人也给输掉了，源神夫人很生气，一气之下仅端走一洗脸盆源神泉水，赌气跟随赢家去了平遥西源寺村就再也没回来。源神夫人到西源寺村驻足向村东处泼下了一盆源神泉水，水落处很快便形成了涓涓小泉。后来西源寺村民在此常年不断的挖泉筑池，年长日久此处便形成了一处规模很大的源神池水源地，周边十里八乡的村民们也开渠引水灌溉农田。得到收益的村民们为感激源神池水的滋润恩德，自发性地捐银集金，在西源寺村东一平坦处修建了规模很大的一处源神庙，来纪念这位带来了源神泉水的源神夫人。

明天启重修《平遥县志》记载源神庙是元太定三年建，即年，元太定也叫元泰定。但康熙四十六年《平遥县志》载：“源神庙,在县东南永泉里，金大定三年建，旧春秋上巳日致祭，嘉靖终废，万历四十五年邑侯杨廷谟复其祀，用羊一”。前后竟然相差了年，而且永泉里也不在平遥东南，而是在平遥西南卜宜乡一带。但其它的描述几乎一致。但毕竟明代记载于前，记载应该是最接近史实的，至少在元代源神庙已存在了。赵璧的西神庙和源祠的源神庙，都是水神寺庙，是元明时赵壁里惠济河畔，并驾齐驱的两颗明珠。源神庙清康熙时仍为正祀庙宇并为“致祭形式”，清乾隆五十七年《源祠重修清源美济圣王老爷戏台神池墙垣碑记》：“后有厨房，更建立戏台，每年三月二日设会献戏，以表二村敬神报恩之心”，其中碑文中的二村即西源祠梁村两村。该庙三进院落，现存有戏台一，正殿为枕头窑，其顶有一阁楼，源神庙正殿格局与赵璧大悲庵前殿几乎一模一样，都是枕头窑，前檐神似，顶都有阁楼。两者一定存在渊源关系，元明时期都曾属于赵壁里，寺庙建筑如出一辙。二进院门楼为七踩斗拱，清代叫“踩”，宋代叫“跳”，七踩斗拱等级极高，举个例子，北京故宫太和殿下搪是七踩斗拱，上檐是九踩，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建筑物。乡村跟京师也相差无几，可见珍贵之极，此斗拱虽历经七百年之久仍保存如此完整，乡村级在全国也实属罕见。匾额“源神廟”三字飘逸、仙气十足，应该是出自名家之手。源神庙即使不是金代遗构，元代也很少见了，大致框架还在，任其自生自灭，着实可惜，呼吁有关部门，此庙急需抢救性地维护一番，别让这一水文化符号消亡掉，古迹文物是不可重生的资源，我们留给后代的真的不多了。西边为平遥古八景“源池泉涌”，虽然泉水不在，但作为遗址保留也有看点，其南有一烽火台，为明代赵壁里赵壁山寨的军事预警系统，很有历史价值，此地文物遗迹如此集中，值得修缮。

惠济河畔写春秋，一把椅子抬来水利地质师。年，时任党支部、生产大队领导，为了发展清水田，决定打井开采地下水，经四处察访，在西卜宜村找到一位60多岁的水利地质师李光炳，因他腿脚不便，走路困难，村干部配两名强壮的农民，用一把椅子扎上木杆，将他抬到本村，又抬着他在全村四周测着地形土层。他认为村东沟内的红黄土属原封土，村西假马沟一带是冲积土，是惠济河原河道，确认惠济河沿岸地下水源丰富，适宜打井，第一口井位定于假马沟南口，经过艰苦奋战打成一口40多米的人工大口井，井出水量多，用六寸泵，紧接着南河湾等处陆续打大口井7眼，为开采地下水迈开了大喜的第一步.由于人工大口井属浅层井，水位不稳，故障多，数年后便淘汰，但为改变农业生产条件一度起了重要作用，为日后打深井提供重要的水资源信息。

西神庙西显神灵，胜天洞截潜流挖出自流水。为了解决全村人畜吃水的问题，年党支部、生产大队干部，积极谋划挖取地下水，从两度煤矿调来一位技术员高智林，经他对全村地形科学测量，认定能通过截潜流能挖出自流水，选定在西神庙西边开口挖洞，向惠济河方向掘进，边挖洞边用砖漩，南半截挖洞余米便挖出四寸泵的清水，北半截又挖砌米涵洞供浇地,沿途水线又挖了两眼井，群众用辘轳就可打到清澈甘甜的山泉水。不仅满足了全村人畜吃水，还可浇地百余亩，骑道上的旱地也能浇上，一改过去仅依靠下雨道水浇地的状况。记得当时洞洞水浇地是以亩计费,有时遇晚浇地,村民将水改地里便回去睡觉,约摸（估计）浇完才来改水,很是方便。潺潺细流穿村而过，村人亲切地称为“老洞洞”，时常能听见婆姨们于此洗衣的欢笑声。为宁静祥和的古村落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时任汾西矿务局领导，原本村解放前村长李兆昌先生从技术，物资方面给故乡予以支持。由于“文革”时期，村内领导班瘫痪，大小村事无人管理，洞水任其自流顺麻沟而下，廉沟越冲越深，水利变成水窖，后来在截潜流上游打了一口深井，水资源切断，自流水自然报废，但村人每当提起此事，总是念念不忘。胜天洞截潜流为当时平遥县四大水利工程之一，客观上造成上游南枣间地下水土流失，但利仍然是远远大于弊，老洞洞的水曾经滋润过这一方土这一方人。可惜后来连胜天洞口也掩埋了，其实做个水文化遗址也是很有纪念价值的。

惠济河畔悲伤事，洪水无情人有情。年7月11日下午5时许刚过，本村四队社员接到通知，惠济河里下来洪水，要求男壮劳力过河浇地。洪水就是命令，浇地就是战斗。有洪水浇地习惯的王守智，杨广文等九位社员，自觉扛上铁锹，穿上防寒衣，相伴向惠济河走去。准备过河西岸浇地。这时五十多米宽的惠济河已满是洪水。他们毫不犹豫地淌水过河，当走到河中间时，洪水猛涨，超过了人的腰部，进退两难，九位社员都被洪水冲倒，浪头卷走，顷刻不见人影，消息传到村里，家属亲友，干部群众十分震惊，立即派人沿河下游寻找，有人直接找到尹回水库。最终的结果是，杨根池，范宝宝，王洪瑞，霍根茂四人溺水身亡，不幸遇难。王守智，杨广文，赵仁，梁润祥，霍礼武五人水里逃生，侥幸保住性命。党支部和大队领导对这起事故十分重视，在本村南堡门外为遇难的四位社员召开追悼会。县农工部领导前来参加，充分肯定九位社员为集体利益奋不顾身的高尚精神，对四位遇难社员表示沉痛哀悼，对其家属表示慰问，事后党支部和大队领导按因公伤亡分别对死亡家属给予经济补偿，后来在农村招工中对其子女有限照顾。

一桥飞架西东，天堑变通途。本村惠济河西有大面积耕地，村民种地要过河，常常走乱石丛生的河滩，无论行人走车都不方便，有时拉上重物经常被石头拌住，为了通行方便，年党支部、村委会在村西南惠济河筑起一道6孔拱形桥叫新渠口“幸福桥”。桥长25米，宽5米，桥西从此平坦畅通，解决了村民上地过河滩的问题。

西神庙往西米处从前有一道大坡，东西走向，呈马鞍形，东坡长为25米，西坡约15米，坡高6米，此坡也即传说中金马鞍的化身，是一道护村堰，防止惠济河泛滥进入村庄，是村落的保护屏障。护村围堰，在村庄的外围，人工修筑围堰挡水，这种高于地面的土垄被当地人称作“护村堰”或“护村埝”。“历来不设堤岸；河道迁徙靡常，沿河村民各筑壕墙以防浸漫”。哪怕是单薄的围堰，修筑的难度也很大，对于村庄而言仍需要有力的组织才能完成。此种工程对于村人定是浩大工程，是村落的“保护神”。乾隆三十四年村人将原来的土坡铺成石坡，平坑买地修路各渠，砌桥一矼（矼，石桥），也即村民所说的“石坡”。马鞍下是一道洪水渠，这道坡是护村堰。后来惠济河上游五曲湾修起水库，洪水不能浇地，马鞍石坡基本没用了，石坡是全村三分之一人上地的必经之路，春秋送粪，拉着平车二三个人才能上东坡，夏秋收庄稼，因为西坡更陡，有时连坡都上不了。于是在年党支部、生产大队顺应民意组织劳力，利用冬春农闲，发扬愚公移山精神，人铲车推，连石带土倒入麻沟里，开通上地路，接着又用青砖筑起高大的门洞，畅通平坦。如今石坡仅剩一小段昔日石桥之风貌，见证村人改天换地的变迁。

赵璧古村落不仅有历经沉淀、见证历史的房屋建筑、古刹寺院、里弄街巷，更有原住民一代代沿袭下来的生活方式、信仰习俗、民间艺术等。灿烂的文化传统作为一个民族群体意识的载体，常常被称为国家和民族的“胎记”，是一个民族得以延续的“精神基因”。赵璧西神庙文化是惠济河文明的重要分支,而惠济河是孕育平遥古城的母亲河。赵璧作为平遥县境传统性最高的古村落.赵璧先民创造了灿烂文化。辉煌属于过去，吾辈当奋发图强。赵璧古村曾经的“五堡二寨”将敞开心扉，以新的面貌迎接八方来客。

作者简介：张瑞成，平遥赵璧人，笔名满满，中医新九针针灸师，解放区邮票收集爱好者，业余编写《张说赵璧》系列，介绍家乡历史，古迹文物，风土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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